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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中共中央处理了高饶事件后，开始考虑撤销权力过于集中的大区中央局， 即东北局、华东局、华北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时撤销相对应的六大军区。
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区划一直是政权管理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古代的郡县制到现代的省级行政区划，地方治理的层级不断演变，经历了多次变革。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中央政府曾短暂地设立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划层级——大行政区。这一制度的设立与撤销，都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背景息息相关。
大行政区的建立是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国民党逐步失去对大陆的控制时，中央为稳固政权和快速恢复经济而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措施。在中国的广袤疆域上，解放战争期间的各个战区往往根据军事需要划分成不同的行政区域。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各个解放区的力量，并确保新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稳定，中央决定将多个解放区合并，设立六个大行政区。这些大区的设立，实际上是中央对战时政权结构的延续。
大行政区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它们代表了更为集中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这些区域内，中央局第一书记往往同时兼任当地的军政一把手，意味着政治与军事的权力高度集中。举例来说，华北区的领导层中，董必武是主席，刘少奇和薄一波分别担任第一书记和主要领导职务，军事方面则由聂荣臻掌控。类似的安排在其他大区也存在，东北区的高岗、西南区的刘伯承和邓小平等人都在自己的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
从理论上讲，大行政区的设立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一，战争刚刚结束，全国各地战后经济的重建亟需集中力量进行规划与调度。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地域和经济差异巨大，在省级单位之上设立大行政区，能够更好地统筹资源，协调区域发展。其二，初期的政权建立面临内外压力，敌对势力仍在活动，一些解放区依然保持较强的地方自主性，大行政区作为过渡层级，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现象的发生，保障中央集权。
然而，大行政区的规模庞大、权力过于集中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每个大行政区包含的范围极广，几乎可以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相媲美。例如，华东区就包括了今天的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省份，地域辽阔，管理难度极大。更重要的是，行政区的领导人往往同时掌握军事和政治大权，这种集权体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甚至出现地方分裂的风险。
事实上，大行政区设立后的几年间，就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最为典型的事件便是“高饶事件”，即高岗与饶漱石两位重要领导人试图借助自己在大行政区内的巨大影响力，挑战中央集权，试图分裂党和国家。
在1952年，当时的中央决定将这两位领导人调回中央工作，却未曾料到他们在自己的大区内积累了极大的权力和人脉，企图通过拉拢地方力量，控制中央决策。这一事件在党内引发了极大震动，最终高岗与饶漱石被清除出局，这直接促使中央加快了撤销大行政区的决定。
高饶事件说明了大行政区制度的根本问题：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导致地方势力的膨胀，甚至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随着这一事件的发生，中央认识到，大行政区并非一个理想的长期制度，过大的行政区划和过于集中的领导结构无法有效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因此，1954年，大行政区制度最终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精细化的省级行政区划。
大行政区的撤销，是权力结构调整的需要，也是国家行政体制逐步成熟的表现。废除大行政区后，地方行政的层级恢复到省、县的基本框架权威配资开户，省级单位直接对中央负责，地方自治的空间逐步缩小，而中央的集权得到加强。通过调整省区的划分，地方治理逐步规范化和现代化，这为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加稳定的政治环境。
